《文学教育》在魏微的短篇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城市的讨论。她擅长书写对城市的印象乃至对女性身体的讨论,命定的处境之下,女性是欲望的客体,同时也是点燃欲望的主体,作者不再纠结于追索女性的过去和未来,而是以一种诉说的姿态,总结出女性与城市的双重觉醒。《万象有痕》,我想谈的不是它的故事性或叙事性,而是其在价值判断层面上进行的探寻,这也是艾玛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工作,即对于罪恶、耻辱、羞愧、惶恐、悔恨等形而上命题的勘查。其中,对于"罪"的书写构成了艾玛写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对热衷于现世愉悦的中国人来说,以上词语是如此的疏离和陌生。事实上,在马尔康,坐车进入一条叫不出名字的峡谷。路的下边是脚木足河,路通向哪里,脚木足河就流到哪里。半个多小时后,车拐入另一条叫不出名字的峡谷。路的下边是茶堡河,也是路通向哪里,茶堡河就流到哪里。河在谷底,路抬高了一些,河与路之间,始终隔着恰好的距离,像两个尚未表白的暗恋者,或无须言词表达的夫妻,峡谷有多长,河与路就有多长,就这么默默相随。《阿尔莫克莎产房》记录了素素的一次马尔康之行,从叙事形态上来看,这篇散文呈现出明显的"游记散文"特点。在行文过程中,"我"对克莎民居的打量和观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者"的目光,"我"叙述的逻辑起点,源自他者对藏地风景、民俗、建筑、历史等的好奇心,也就是说,"他者体验"是"我"在叙述中不可避免的叙事视角。作为读者,
早在二十三年前,臧棣就断言王敖具备"把诗歌(也许还不止于此)写好所需的非常关键的才能与素质:精确的灵感,强烈的悟性,熟悉语言所引起的联想功能,对修辞的简洁与节奏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对内容有着可贵的直觉,对表达的平衡也显示了早熟而良好的控驭能力。"(臧棣《王敖的诗和"用我能听懂的语言说话"》)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通过人物悲剧命运形象的塑造及悲剧意识的展现,描绘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族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苦难,传达出一个民族在反抗大自然的威胁,对抗人自身的性格的缺陷及在时代社会的挣扎中,人所具有的主体意志,显示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和沉重的民族精神,具有独特的悲剧美学特征。儒家思想和中庸之道并不是浮在空中的高深复杂的思想,而是根植于土地中,在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儒家思想及中庸之道同样深深烙印在本地民众的心中,以其当地特有的方式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故而《白鹿原》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乡土意味的意象隐喻象征。通过意象隐喻象征串联起多条情节线,可以看出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儒家思想以及中庸之道。
回顾《阿Q正传》,这部作品写于1921年,那是一个充满焦虑和恐慌的时代。鲁迅清楚的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群众仍然用"精神胜利法"麻痹着自己的灵魂。他一开始拿起笔时,就已经明确自己作品中的隐含读者,鲁迅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为了更好地与读者进行对话,他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重视文章对于读者来说的可读性。鲁迅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他们对话。本文以《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研究该作品中的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路遥的创作源泉来自乡土,从其文本的取材、语言、人物塑造等可轻易窥见路遥的乡土情结。和许多乡土作家不同,路遥笔下罕见对农村丑陋习俗的揭示及农民丑陋行为的批判,而是集中于表现农村人物的美好品质及表达对黄土地的热爱,增添了其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路遥的乡土情结导致其作品在人物处理、情节设置等方面存在单一化、形式化的影子,使其作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四言诗在魏晋时复兴回潮,陶渊明四言诗上承《诗经》和汉魏传统,不仅在思想内容上独创田园题材,并且表现出浓厚的抒情色彩,还在艺术表现上将篇幅精短化,表现出诗经体四言的特色,彰显了诗人平淡清远的生活情趣和对自然人生的哲学感悟,成为魏晋四言诗最后的总结,但诗人对四言诗的改变创新亦无法挽回四言诗衰微的命运。学界对杨慎的诗词文已有很多研究,但对杨慎散曲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其代言体散曲关注极少。杨慎散曲集《陶情乐府》收录了他的散曲作品,其中代言体散曲约有26首,这些散曲通过运用一些艺术手法代不同女子口吻来抒发感情,或是代妻子口吻以慰相思之情,或是代伎女口吻以表脂粉之意。同样这些代言体散曲也是杨慎代自己而言,其中寄寓了作者无限的情思和难以直说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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