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商》中央银行购买公司债是次贷危机后货币政策理论的一项伟大创新和重要实践探索。通过对迄今为止购买过公司债的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的公司债购买计划进行的系统梳理和总结,以及对中央银行购买公司债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提出中央银行购买公司债的六大传导机制。对中央银行购买公司债的经验进行阐述后认为,鉴于当前实体经济依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央行在必要时也可实施公司债购买计划,以降低信用利差并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ICO刑法规制的尴尬处境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发行标的"与"募集对象"两类规制路径的并重适用,将引发刑法设计上的"逆向选择",进而形成法律规制效力的分散化。从非法集资被稳定界定与提高法律规制效力的集中性出发,我国应以"募集对象"路径构建针对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体系;同时,借鉴公司法现物出资制度经验,通过概括式规则对"资金"概念进行周延界定,促成以统一的"非法集资罪"罪名对各类非法集资行为进行集中、有效刑事规制。基于锦标赛理论,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CEO与关键下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对战略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CEO与关键下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公司资源配置偏离行业主流趋势的程度越大,即战略差异程度越大;薪酬差距对战略差异的影响会因市场竞争强度的高低而产生差异,即市场竞争强度越低,薪酬差距对公司战略差异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CEO与所有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CEO与关键下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对战略差异的作用更明显;薪酬差距可以通过增加公司的战略差异程度来改善公司价值。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作为商业银行调节会计利润的手段,是否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有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贷款损失准备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有正向信号传递作用。其中,基于经理自主权计提的自由裁量部分能缓释经营风险,非自由裁量部分对经营风险产生加速放大效应,从而证明了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能增强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为商业银行经理人员和监管者合理规范计提准备金提供新思路。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银行业市场和股票市场入手,分析企业生存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银行业市场的发展对企业存续时间有着正面的作用,股票市场的发展对企业存续时间有着负面的作用;在不同样本分类下,这一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同时,治理环境变化是影响企业生存的又一因素,良好的治理环境能够发挥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正面效果,降低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依据2007-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数据,构建动态Copula-CoVaR模型,考量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影子银行与传统金融市场存在双向净风险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溢出效应在逐渐增大;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存在不对称特征,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的冲击较大,且这种冲击具有滞后效应。鉴此,监管部门应夯实金融体系运行基础,创新影子银行监管工具,完善其协调监管模式。依据2015—2017年中证公司债指数与沪深300指数的日收益数据,运用GC-t-MSV模型,检验中国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并通过条件在险价值(CoVaR)模型度量两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存在不对称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且公司债市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股票市场对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波动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鉴此,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应增强对公司债市场的关注,根据公司债市场的风险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充分发挥其风险信号作用。目前度量预期不足(Expected Shortfall, ES)的风险技术大多基于参数模型,其建模过程避免不了对收益的分布类型做出假定,但这些分布往往与现实相悖。为此,介绍两种重要半参数模型,即CARE模型和CARES模型,并应用我国2007-2016年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分指数的相关数据评估模型优劣。结果表明:CARES模型与CARE模型在度量我国股市风险中都具有较好的效果,但两者比较,CARES模型明显优于CARE模型。因此,CARES模型能作为我国股市风险度量工具中的一个重要补充。构建投资便利化衡量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确定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得分的条件下,采用固定效应的检验方法考察2008-2016年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便利化、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拉动作用;而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距离对OFDI呈负向影响。未来中国应积极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合作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通过推动区域投资一体化,带动跨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在运营时滞的背景下,将债务协商机制引入到利用股权和可转债融资的上市企业,建立动态模型分析企业的投资问题。数值分析表明:在相同的运营时滞下,如果股东谈判能力较弱(强),相比于破产清算,债务协商会加速(推迟)投资;项目首次投资成本和股东谈判能力会同时影响运营时滞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当首次投资成本低时,随着运营时滞增加,较强(弱)的股东谈判能力会推迟(加速)投资;当首次投资成本较高时,运营时滞增加会推迟投资,但股东谈判能力越强,推迟程度越小;债务协商可以提高实物期权价值,并且实物期权价值和股东谈判能力成正比,和运营时滞成反比。从税率平稳性角度看,避税活动是否会增加税率波动性进而给企业带来高风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从动态视角研究发现,避税是一种策略性行为,低实际税率的企业相比高实际税率的企业,其税率在长时期内能够保持平稳。此外,中国民商避税活动并不一定会带来未来税率和股票收益的波动性。这说明公司通常采用持续、稳定的税收策略,不会带来公司风险的激增。进一步研究发现:节税率的波动性与公司未来股票收益波动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即当避税引起税率波动较大时,会带来公司股票收益风险的增加。当前,学术界采用单一的环境税收入所占比重指标进行评估有其内生缺陷,导致某些情况下评估结果无法真实反映环境税自身的变化。因此,从环境税"双重红利"视角,借鉴弧弹性理论,构建一个间接衡量环境质量是否改善的红利指标——绿色敏感度。依据绿色敏感度可以把税制绿色化程度区分为深灰绿区、浅灰绿区、浅绿区和深绿区四个象限。然后,以中国排污收费制度为例进行应用检验,结果显示:中国排污收费制度的绿色化激励效应较弱,绿色化程度仍处于第一象限的浅灰绿区。评估指标与结论对中国税制绿色化研究和环境保护税优化具有参考价值。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掏空或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单一大股东的公司而言,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大股东数量越多、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之间股权偏离度越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及市场环境越好,多个大股东监督效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