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信息》中国逐步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基于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效应。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产出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于地理邻近地区存在空间竞争效应,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的收益较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多样化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但这种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和中部地区显著。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视角,结合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就二者是否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内在作用机理及其主次关系,是否存在规模、阶段与区域差异性特征等展开了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都对区域创新产生促进影响,后者作用的效应更强,分别通过MAR外部性专业化创新和Jacobs外部性区域协同创新予以实现,作用效应存在阶段性、区域性和城市规模性等差异。据此从提升区域创新视角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最佳效益优化路径建议。基于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通过构建两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R&D人员要素市场和R&D资本要素市场均呈现出较强的扭曲态势,且前者的扭曲程度显著大于后者。R&D人员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相邻区域的创新绩效具有空间溢出效应;R&D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对相邻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此,加快研发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是加快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企业政治策略是企业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特别对跨国企业来说,是企业谋求东道国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文章理论探讨了企业政治策略在跨国公司海外生存中的作用机理,分析了企业政治策略对东道国环境和资源的"缓冲"和"桥接"作用。按照策略定位选择、参与层次选择、策略对象选择三步设计了企业政治策略选择决策流程图并讨论了在各个选择决策点上的考量因素,为跨国公司海外市场的政治策略选择提供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长三角区域发展数十年的历程表明,每个时期,区域发展面对的内部基础、外部环境不同,区域发展的关键议题和基本路径随之不同,竞合关系和合作模式也必然不同。改革初期长三角经过最初的竞争磨合,自主探索互惠互利机制,建立了互补型的横向协作模式。开放时代长三角多个城市抓住全球化和浦东开发开放机遇,实现了高速发展,主要城市间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多中心格局逐步形成,内部竞争加剧;同时合作的内在需求也在增长,各城市、各地区不放弃竞争但又积极寻求合作,因此形成了多种自发性的竞合联盟。正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有着长期的自发寻求竞合平衡的丰富实践和深厚基础,在目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长三角的区域发展也将随之进入构建"区域共同体"的新阶段,长三角地区在各个相关领域建立开放、通达、紧密的"区域共同体"式的有机联结,提升区域内各地区各城市之间的自组织能力和合作行动能力,以实现打造"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生态现代化为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战略选择,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要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首先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熵权法与TOPSIS法分别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生态现代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结合北美五大湖区环境治理的经验提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生态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对策。研究认为在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中上海、浙江、江苏的生态现代化水平较高,安徽、四川和湖北的生态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现代化建设中,要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强区域环境治理合作制度建设,培植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组织,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高铁网络引致区域分工深化与广化,推动经济地理空间整合与再造,促进"场所空间"向"流空间"转变,是重塑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的利器。新产业革命推动高铁网络与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因子渗透融合,对长三角产业格局、城市格局、供应链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在新时代,长三角优化经济地理结构,重点要树立全域一体化思维,把握集聚辐射平衡点,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功能及韧性,增强供应链控制力。运用Moran I指数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内长三角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呈现2002-2008年上升、2009-2013年下降、2014-2017年再上升的规律。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东强西弱特征明显,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基本为"高-高"类型,南京为唯一属于"高-低"类型的城市,安徽、苏北城市多数属于"低-低"类型,苏中地区逐渐从"低-高"转变为"高-高"类型,浙南地区整体从"高-高"转变为"低-高"类型。进一步通过条件收敛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2002-2017年间长三角41个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情况。实证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的经济联系存在强、弱、强三个阶段。现代经济信息上海大都市圈内部一体化发展程度明显好于以南京为首的长三角西部都市圈。要将上海的经济能量通过南京等中心城市辐射至长三角西部地区,应依托长江以南路径与通泰扬构成的长江以北新路径,打造长三角西部增长极,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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