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商》在社会使命和市场经济的双重驱动下,社会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中国民商社会创投作为一种新型投资模式,解决社会企业发展难题。由于二者在国内起步较晚,学者们对社会创投如何影响社会企业发展的研究较少。借鉴风险投资和传统商业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实证分析社会创投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企业在接受社会创投后绩效实现提高,并且资源获取在社会创投与社会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这为社会企业绩效提升以及社会创投与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依据。以2007-2016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战略激进程度对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并从现金持有价值与竞争效应两个角度,探讨不同公司战略类型下现金持有经济后果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公司战略越激进,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越高;并且战略越激进,现金持有价值越高,现金的竞争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采取激进战略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提高。这说明公司战略是影响现金持有决策的重要因素,而战略激进的公司持有大量现金主要是出于预防性动机,而非代理动机。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不同国家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的实施路径与侧重点,梳理改革过程中的认知误区与实践偏差。研究发现: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预期与目标设定扭曲、缺乏对政府会计改革技术层面的全面统筹与充分论证、以及未综合考虑所在国财政体制与人力资源等因素成为改革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应从明晰阶段性目标、财税体制改革、适时公布试编报告、以及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与信息技术引进等方面进行改进。以2010—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融资融券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费用粘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分样本组回归结果表明,在所在地区投资者保护环境较差的企业、代理问题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及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上述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融券抑制费用粘性的效用主要出现在不包含企业研发支出的费用中。基于一般均衡框架,考量房价、土地财政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摩擦时,土地作为重要的抵押资产,房价波动和土地财政会扭曲创新资源的配置,在短期和长期对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短期房价上升通过土地财政推动政府支出增加和总产出扩张,同时带动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当面临新的投资机会时,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房产,缓解流动性约束。但在长期,土地财政引致的政府债务挤出了企业信贷,部门间信贷错配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同时高房价会导致企业转移部分资源投资房产,部门内资源错配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创新,从而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率,政府增加土地供给,则会弱化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要素的挤出效应。减速治理背景下,政府官员廉洁程度与财政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动态关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基于赋予转移概率以时变特征的MS-TVTP模型,研究发现:中国腐败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并未呈现持续性改善趋势;政府廉洁状况的改善有助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提高,也有利于经济扩张区间的相对延长,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中国尚处于腐败较为严重区间且改善程度有限,导致这一促进作用并不十分突出;此外,信贷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有限。基于2007-2016年中国房价和制造业相关省级数据,运用两步System-GMM方法考量房价、金融发展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除了受自身冲击因素(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滞后期)的影响之外,在当前样本范围内,房价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房价上涨与金融发展能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但二者的相互作用抑制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基于我国1999-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应用前景理论考察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并且该影响具有不对称特征;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对于我国的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而言,这些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符合前景理论特征,而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并不符合前景理论特征。根据对企业管理层以及员工开展的495份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工会实践即工会职能的履行情况及其对企业的劳动关系气氛的影响,发现企业工会实践和劳动关系气氛都不太好,尤其维权实践的发挥最差,其次为参与实践;企业工会实践对劳动关系气氛有显著的影响;其教育及服务实践对积极劳动关系气氛影响最大,而维权实践对消极劳动关系气氛影响最大。基于产业链视角,构建生态工业园链合创新动因模型,运用问卷调查和模糊聚类分析法,考量产业链内外部链合创新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链合创新驱动因素中政府驱动和利润驱动排序靠前,技术因素、资源整合和企业家精神居中,而企业文化、市场和制度因素排序相对靠后。鉴此,链合创新驱动应从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方式逐渐向市场需求拉动方式转变,同时加强较为薄弱的创新文化培育和制度建设,推进链合创新可持续发展。利用环洞庭湖区33个县市区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在全面测算城镇化水平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基础上,采用非线性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低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对地区内及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在其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对地区内及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并且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大于地区内部。中国民商地区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在促进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也显著抑制了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但这主要来自于地区间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贡献;地区富裕程度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不显著。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我国在沿线地区的投资总额不断攀升。然,此区域地缘冲突不断,文化差异明显,投资者面临特殊的非商业性风险。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是资本输出国助益投资者抵御非商业性风险,维护海外投资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于沿线投资快速增长的需求,应借鉴OPIC实践经验,制定海外投资保险规范,精进海外投资保险内容,有效对接双边投资协定,调整保险运行机制,建构科学、高效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规范,助益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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