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与科技》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农业"用工荒"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痛点。为破局解困,广东省梅州市早在十年前就启动了"未来谁种地"模式探索。截至目前,梅州市不但构建起了"机械化适配"和"社会化服务"两大融合体系有效解决了"用工荒"问题,而且还通过"五专服务"模式高效链接起了"新农人"和"老农民"新旧两大群体,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共建、共享、共富构建起了融通体系,为全国提供了有益借鉴。基于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土地流转情况、流转政策认知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交叉分析法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匹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户主年龄、外出务工人数、农业收入占比、土地面积、土地租金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延寿镇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农户盲目跟风、流转意愿无法转化为实际流转行为的问题。建议通过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加强土地流转相关政策宣传、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等措施,推动大城市近郊山区土地流转工作的有序高效进行。为探究重庆市潼南区10年来农用地结构调整情况,利用2010年和2020年两期调查数据和遥感影像,从土地利用数量化程度、土地利用结构集中化程度、土地利用多样化程度等3个角度分析了潼南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2010-2020 年研究区内各土地利用类型均发生了不同水平的相互转化。随着该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从以粮油为主向水果、蔬菜、经济园多种利用方式结合转变,水田和旱地均明显减少,水浇地有所上升,果园和其他园地显著增加,茶园有所减少,林地大量增加,草地略有减少。②土地利用结构集中化程度对于各乡镇有升有降,大部分乡镇变化幅度较小,显示出在空间区位影响下保持延续性的特征。从利用类型分析,耕地和园地集中化程度下降较为显著,其他地类变化不明显。③2010-2020年各乡镇土地利用多样化程度普遍呈上升趋势,利用类型更加多样。建议加强农用地内部地类转变监测,利用好自然资源季度监测、地理国情年度更新、变更调查及卫片执法等手段,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合理利用农业发展空间,遏制耕地非粮化和耕地非农化是下一步管理的重点。从主体资格认定、退出程序、补偿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探究苏州市虎丘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做法与成效,并与全国其他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的地区进行对比,找出相互间差异。认为虎丘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充分保障了农户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进一步调整了土地权利结构,但是也存在土地经营收益高的农户不愿退地和一定的政策变化风险。为了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陕西省农村地区为例,立足于资源化利用这一独特视角,深入分析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及影响其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的具体要素。分析认为,有效构建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指标体系、积极推进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科学制定陕西省农村固废资源化利用分类方法、构建资源化利用的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长效管理机制,是从根本上提升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策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以ZS市为例,分析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及问题,探讨构建面向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对策体系。研究发现,ZS市在生态环境建设、法治建设、规划建设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在监管防治、设施完善、政策体系等方面有待加强。因此,构建面向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村生态环境政策体系应积极从顶层政策与机制设计、基础设施建设、长效发展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等层面深入探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力度、深度、广度成为重要任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践逻辑则在于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追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从基础建设、人才振兴、治理模式、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创新路径。为了对汉江中上游距离相近的两河段——汉中段和丹江口水库的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详细地分析对比,采用Hon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层次分析法,分析两河段的主要重金属元素(Pb、Cu、Zn、Cd、Cr)含量,得出河流淤积物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和环境危害,而后据此计算出相应权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丹江口水库的权重(0.303)远高于汉中段(0.120),丹江口水库的重金属污染危害远高于汉中段。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双碳目标的历史背景下,控制并减少农村地区的碳排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为了深入研究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选取2000-2016年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影响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因素的STIRPAT模型。结果显示,在17年间,居民人口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用能传统能源占比与生活碳排放量呈正相关,恩格尔系数与生活碳排放量呈负相关,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减碳工作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利用Kuznets曲线进一步阐释了山东省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活碳排放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指出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推动碳排放量到达拐点的重要因素。千篇一律的乡村复制品反映的不仅是疏离感和审美疲劳,更是乡土文化的忽视和遗忘。为了实现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江苏省常州市牛马塘田园乡村为例,实证调研基于乡土文化的美丽乡村建设。调查显示,牛马塘田园乡村建设存在风格不协调、景观风貌不一致的设计问题以及乡土文化保护意识薄弱、文化认同感不高的人文问题。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一是要坚持传承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二是要融合创新的建设理念,三是要通过挖掘产业实现乡村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最终在尊重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为响应国家提出的 "美丽中国"发展理念,并实现统筹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美丽乡村"势在必行。浙江省自2003年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以来,截至2020年底,几乎达成美丽乡村的全面构建。通过对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调查、评估和分析,研究总结了浙江省美丽乡村的建设模式与路径,阐述了支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方法和作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长效运作离不开村民主体的广泛参与。通过对陕西M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的实地调查,发现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控制村民私利最大化倾向、促进村民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有明显正向作用。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村庄利益沟通协调,增强利益共识,化解利益冲突;社会规范能够约束村民的环境行为,提高个体对其他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确定性,增强村民的参与信心;社会信任有助于推动优势资本交换,吸纳村民为人居环境治理投资,降低人居环境治理成本。三者共同作用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可依赖性和可预测性,促进村民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广泛参与。为实现脱贫村长久长效脱贫,成功培育脱贫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广西靖西市禄峒镇四个脱贫村为例,实证探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脱贫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原来村镇居民汇集新型城镇,由于提供较好的资源与福利导致脱贫村大量主要劳动力转移,培育的对象紧缺,造成脱贫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的致富带头人、致富先锋、技术能人层次年龄脱节现象;成熟的农业龙头企业倾向于落地新型城镇,导致脱贫村缺乏支柱龙头产业进驻、产业聚集程度低且带动辐射作用不强。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议可通过"党建+"引进帮扶企业建设产业车间和开展技术培训,凝聚民心吸纳人才和主要劳动力回归,共同建设与发展脱贫村周边的小型农业产业,推动新型农业产业集约化建设;结合当前供给侧改革形势,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趋势,建设农业产业信息化平台和扩大新型农业产业的发展链,吸引龙头支柱企业进驻,推进脱贫村特色的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培育路径的建设,顺利实现脱贫村乡村振兴。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