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家》本文从高管校友圈这一社会资本入手,研究上市公司发起并完成的并购交易。研究发现,高管校友圈显著降低了市场分割对资源流动的阻碍作用,校友关系网络越强的企业,参与跨省、跨市并购的概率越高,并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的地区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校友圈存在"信息机制"和"润滑剂机制",即校友圈能够降低市场分割对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的阻碍作用,校友圈这一非正式制度具有影响市场分割这一正式制度运行的能力。本文的研究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省际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需要加速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促进省际间跨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冲突不断加剧,两型工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已成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类重要工程。本文以两型工程管理为核心,基于"核心概念—基本原理—科学问题—应答方法"学理链,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两型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创新构架,并以长株潭城市群国家两型社会建设为典型案例,结合两型工程管理新模式,系统论述了长株潭城市群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工程管理实践,率先在两型工程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构建上进行学术创新。制度与创业研究的融合已受到众多学者关注,但学界对于两者融合过程和研究主题仍缺少整体认知,对未来的融合方向缺少科学的判断。通过对过去40年间发表于社会学、管理学和创业学顶级学术期刊的189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发现两者融合时经历了逐步深入的3个阶段:因无交集而缺少融合、组织生态学者发起研究对象的融合、管理与创业学者接力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融合。研究主题包括制度影响创业和创业影响制度。前者可分为稳定的制度和制度变革各自如何影响创业,其中稳定的制度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创业;制度变革产生新制度环境,进而产生创业合法性、机会和资源等,最终影响创业。创业影响制度的研究则形成了"制度创业"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结合各自理论进展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两者融合的重点研究领域及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相关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立足有代表性的全国抽样数据,系统考察和对比了不同类型基层治理主体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效能。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存在基层纠纷发生的"非平衡性"、分布的"异质性"以及处理手段的"非一致性"等典型特征。通过对这些典型特征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发现:那些植根基层社会文化网络、具有丰富地方性知识的自源性基层治理主体,更有可能平衡与约束外源性基层治理主体的政策执行方式,从而能够显著降低冲突发生的风险,提升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比较了两类自源性基层治理主体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指出就化解基层纠纷的治理效能而言,通过交叠权威发挥的社会性约束机制,往往要比通过本地干部发挥的制度性约束机制更具可持续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亟须加强与国际规则的"软联通"。本文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的相关理论,系统评估在债务与融资、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透明与反腐败、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现状、成效及挑战,全面梳理和分析国际社会针对"一带一路"对接国际规则的关切,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遵循、完善和创新的原则、思路,以及有关政策建议。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数字化正在深刻影响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作为强调企业与环境动态匹配的学科,战略管理自然面临着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理论对变化环境的理论映射。然而,学界对于以全新的理论解释与指导数字化情境中的企业实践,还是通过修正现有理论使其适应新环境变化,还是完全可以依靠以往理论作为"认知地图"指导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存在着不一致、甚至对立的观点。在回顾战略管理核心理论、讨论数字化环境的主要特点、以及梳理现有文献对于数字化和战略管理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总结数字化对现有战略管理理论的挑战、讨论数字化拓展战略管理理论的可能、以及展望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以期为开展基于数字化情境的战略管理研究提供借鉴,并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的管理实践带来启示。
科学研究对仪器设备的依赖是逐步发展的。从放大镜、显微镜等简单扩展人的观察能力的小仪器到电子显微镜等大型仪器设备,一直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世界科技强国都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放在科技发展战略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已逐渐与发达国家相比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必然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如何聚焦重大科学前沿做出重大发现,如何对我国的科技和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如何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成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引擎,都是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介绍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了设施在重大科学突破、多学科发展、人才队伍培养、产业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深远影响,针对设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对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设施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主流财政理论和货币理论均将中央银行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单一主体,进而忽视了政府财政部门的调控作用。本文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的"市场平台观",以市场上货币流通的运行机制为视角,以货币市场为平台,探索了政府财政部门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基础上,通过财政收支活动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所形成的对货币流通量M2的影响能力和调控能力及其形成机理,并构建模型,运用我国财政、央行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实证检验与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政府财政部门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为基础,通过财政收支活动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对市场货币流通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并且由于财政活动必须依据我国《预算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运作,使得政府财政部门的货币影响力相对独立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财政—央行"双主体"的货币调控框架。本文的数据测算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2000～2018年市场货币流通体系中有44.31%的M2是受政府财政部门影响、甚至调控的,并且该比例仍处于增长趋势,2018年度直接受制于财政影响甚至被政府财政部门调控的货币流通量M2的比例已超过50%,从而证明了政府财政部门在客观是已经成了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的一个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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