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家》"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本文立足于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的融合互动关系,以国家目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线厘清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发展战略演进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沿着"国家愿景—现实约束—区域映射"的研究脉络,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予以判断。在此基础上,按照"问题表现及经济影响—理论依据—战略思路—实施路径"的递进层次,对创新驱动与区域发展新动能培育、重点地区建设与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布局调整、区域均衡与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东西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六大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剖析与未来展望。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通过科技赋能方式形成的新产物,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乃至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而言都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确存在"结构性"驱动效果。特别地,数字金融的深度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在较长一个时间序列上都稳健成立。进一步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校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属性错配"、"领域错配"和"阶段错配"问题,并且在金融发展禀赋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展现出更强的企业技术创新驱动效果,从而具备了较好的普惠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去杠杆、稳定财务状况,这些都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此外,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动能的发挥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在合理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的深度发展对微观主体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实现创新驱动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樊纲教授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认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优势,并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难以用比较优势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虽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唯有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才能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这正是破解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悖论"的"发展的机制"。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革新和公司治理变革等对现有公司财务理论和企业财务实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技术变革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变迁的逻辑。商业模式创新一方面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价值增长点,助力企业实现价值创造,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实际运营层面却给传统经济体系带来种种挑战。企业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如何协同发展、企业产品市场用户流量与财务绩效如何转化成资本市场公司的市值等因素,不仅对企业经营管理意义重大、对企业战略决策成败意义重大,而且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意义重大。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给我们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共创与治理风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样本。本文从用户数据化与资产结构盈利性、资源聚合与价值共创、产品资本双轮驱动与治理风险管控3个层面,通过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分析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驱动力、盈利模式以及潜在的财务风险与治理风险;透视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内在动因,力图给现代企业在追逐竞争优势和提升企业价值实践中以更多"共创"理念上的启示,从而更好地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试图破解企业与社会关系中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难题,受到许多世界一流企业的青睐与推崇,但这一范式固有的理论缺陷和经常出现的实践困境也招致了诸多质疑和批判,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这一范式进行深刻认知与反思。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动态演化的纵贯序列中审视、认知和定位共享价值本质,认为其是经过进化的高阶企业社责任即CSR3.5,并从逻辑缘起、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3个连续的逻辑片段对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生成逻辑链条进行解构,抽象出"搜寻—嵌入—衡量"的运作逻辑和核心过程。在此基础上,识别出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多重隐忧,包括企业价值本位引致本源性的精致利己主义、实质性的市场逻辑主导、潜在的脱伦理化倾向,过度工具理性催生合法性悖论与冲突再现的风险、"手段—目的"链断裂的风险、衡量失败与内生伪共享的风险,议题嵌入模式可能引发议题错位、局部嵌入、责任脱耦的现象。最后,本文提出全面超越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CSR4.0,即共益均衡型企业社会责任范式,要求企业与社会关系定位由共享价值式转向共生共益式,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由单一视角界定转向理念维度、行为维度、内容维度、制度维度的四维建构,企业组织形态假设由纯粹经济组织转向具有均衡型企业使命、多重制度逻辑融合共生的共益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方式由议题嵌入模式转向社会责任根植模式与议题嵌入模式的高阶耦合。 本文围绕国有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重要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将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的文本资料作为研究载体,手工收集并整理2005～2017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历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通过董事会成员在历次董事会会议中的投票情况(同意、反对、弃权),考察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影响,以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双向进入"对董事会异议的影响不显著;国有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交叉任职",尤其是党委书记与董事长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下,更可能出现董事会异议,表明这种机制安排能够为党组织在董事会决策中发挥作用提供职务保障,而且这种影响受到企业业绩的负向调节和金字塔层级的正向调节;但在讨论前置实施后,党委会在董事会决策之前进行政治把关,通过行使否决权阻止了一部分存在问题的议案进入董事会决策流程,因而在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异议意见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国有企业而言,党组织与董事会的交叉任职对董事会异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位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的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而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异议的影响在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差异不显著;同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后,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通过影响董事会异议进而发挥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打开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嵌入公司治理结构并通过参与董事会决策发挥作用的"黑箱",丰富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微观决策过程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对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能够为党组织如何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提供理论指导,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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