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信息》近年来,互联网跨界经营和应用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热议,但鲜有文献从更为微观的产品视角深入探讨企业使用互联网对制造业产品升级的影响。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采用OLS、Probit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产品横向升级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使用互联网能显著促进出口概率的增加以及技术复杂度的提升;(2)互联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更明显;(3)技术创新是打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产品升级这一"黑箱"的重要机制,而波特强调的成本领先优势在互联网环境下只是企业实现产品升级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因此,加快推进互联网在高技术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应用,加大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的支持力度,是实现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目标的关键。为了分析地区竞争下地方政府间土地供给结构的策略互动及其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本文在归纳梳理中国土地供应法规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同时考虑居住用地需求和工业用地需求的两城市模型,探讨地方政府干预土地供给结构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并基于2006—2015年城市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受约束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有激励以减少居住用地为代价提高工业用地供给,进行招商引资竞争;与市场起主导作用的情形相比,地方政府干预土地供给结构时,工业用地的供应量更高,居住用地的供应量则偏低,工业地价与居住用地的价格差异增大;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结构的干预,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推高了房价。此外,地方政府干预土地供给结构会影响到相邻地区的供地策略。研究对加快推进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改革、从供给侧解决高房价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打破行政垄断、缩短投资审批流程,有助于提升微观企业经营灵活性。本文选取1999—2017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Hayek(1945)的当地信息优势理论框架下,将市级行政审批中心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审批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表现为企业新增投资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显著提升,且在投资机会信息分散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横截面检验显示:(1)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审批制度改革对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2)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受审批制度改革的影响相对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结论既有助于揭示当前简政放权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提供证据支持。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如何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支撑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我国实施了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为经济主体减轻税费负担来稳定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财政收支矛盾,财政可持续问题由此受到高度关注。在此现实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闫坤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及时推出了首部《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于2019年12月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直面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近忧"和"远虑",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局部地区资源错配现象依然存在。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作为一种跨部门、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机制,互联网平台经济是否有助于缓解局部地区市场扭曲?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采用2009—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平台经济对金融市场错配和技术市场错配具有显著的改善效应,其关键影响机制在于:一方面,作为一种跨区域营销和贸易机制,互联网平台经济有助于显著加剧区域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跨区域产业分工与协调机制,互联网平台经济有利于显著提升区域产业专业化水平。在价值链作用下,这种发端于产品市场的机制效应会传递至要素市场,使得技术资源、金融资源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局面得以改善。实证结果还显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竞争效应仅在私营企业间产生显著影响,在国有企业间缺乏显著性。本文能够为进一步厘清市场效率变革的原因机制提供一个理论解释视角,为促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政策参考。当下中国处于重要历史关口,一系列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受疫情冲击,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财政面临着巨大挑战。本文重新归纳了财政职能与疫情冲击下财政政策应对方向,通过估算疫情对财政赤字率的冲击程度以及对我国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本文认为疫情会导致我国财政形势更加严峻,但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较强。当前财政必须采取兼顾经济社会目标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双向兼顾"策略,为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从两方面发力:一是增加收入来源,适当提高赤字率和专项债;二是提质增效,补短板和扩内需。同时,更要化危为机,要审时度势推进财政制度变革,包括建立中期预算框架、推动公共事业中政府与社会合作、合理定位税收功能并实施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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