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信息》本文分析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和现状,总结典型大国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路径选择,并评估开放后的市场效应。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在政策设计上建议选取"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之组合,形成市场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金融机构的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独特路径,但人民币自由化始终是一个不能绕开的坎;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硬实力基本具备,但软实力相对薄弱,金融基础设施亟待改进和完善;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目标有两个,即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和形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金融开放后的市场效应具有大国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双重特征,全面开放后中国金融的市场变化(主要指人民币汇率)会呈现短期波动、长期收敛的趋势。基于2012年4月30日至2018年12月17日的银行间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本文首次使用波动率回归拟合的方法,从政策利率的角度改进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程度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收集和构建10项宏观经济新闻后,本文发现当市场参与者普遍不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政策变化的情形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显著减弱。当货币政策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市场对未来政策判断的分歧加剧,进而人民币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不足。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央行的汇率沟通,可以发挥其对宏观经济新闻的补充作用,同时增强市场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反应。本文不仅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经济后果以及宏观经济新闻的人民币汇率效应相关理论研究,而且为未来货币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为货币当局进行有效外汇市场干预提供了经验参考。我国财税政策重视短期矛盾调节而忽视长期稳定性,但鲜有研究论及财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其中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是重点也是难点。本文在适应性学习预期的分析框架下,对市场主体不同政策学习模式进行甄别,发现我国市场主体倾向于采取重视近期经验的持续性学习策略组成财税政策预期,并且政策预期不能向理性预期收敛,证明我国存在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指标来衡量我国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结果显示,由于财税政策规则不具备动态稳定性以及由此导致预期模式的不稳定,我国财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内生性和系统性特征。本文进一步通过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检验,发现其对生产、物价、出口等产生负面冲击,并且对生产导致符合经典理论的"超调"效应,在一定程度佐证了本文财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一致性。最后,本文对治理财税政策不确定性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金税三期工程(以下简称"金三")是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评估了"金三"的政策效果,结果表明:(1)"金三"显著提高了纳税遵从度,促进了"应收尽收";(2)"金三"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提高了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比例,促进了"应享尽享";(3)虽然提高纳税遵从会使一部分税收不遵从企业实际税负上升,但促进税收优惠政策落实能够使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减轻税负,在两者的作用下,"金三"没有对企业总体税负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论证了"金三"的双重效应,一方面优化信息系统,提高纳税遵从度,另一方面提升纳税服务质量,促进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随着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研发投入(资源)的配置状况成为决定研发产出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基于一个包含研发资源价格扭曲的多部门竞争均衡模型,以2001—2016年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地区间研发资源错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发现:(1)各省份之间的研发劳动错配高于研发资本错配,多数省份倾向于过度配置研发资源,省份之间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呈逐步改善趋势,纠正错配可以使研发产出提升约16%;(2)东部各省份研发资源配置相对较为合理,但研发劳动配置略有不足,中部、西部和东北各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研发资源过度配置现象,东部和西部的研发资源配置效率一直在改善,东北和中部则没有表现出持续的改进态势;(3)市场发育程度、偏向性政策扶持、地区创新环境是研发资源错配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研发资源过度配置地区,这些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启示是,在当前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在积极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同时,还应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不同地区间的研发资源配置,实现研发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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